尋找梅姨的7天與2年
2020-01-06來源:鳳凰公益
       我放慢了語速,用指尖敲擊著尋人啟事上的畫像,“梅——姨,您——見——過——嗎?”但這位客家老伯依然在搖頭。過去一個月,一張梅姨的肖像廣泛流傳。人們談起她,除了憤恨這個被指拐賣了9個兒童的女人,也忌憚這個遲遲未落網,又如幽靈般的存在。兩年前的一天,申軍良來到位于粵北山區的一處村落,據已經落網的一名人販說,他的孩子經梅姨之手被拐賣,而梅姨的同居者就住在此處。打聽,一記提防的目光投來;再問,響起他聽不懂的客家話。


       村莊

       這天,我進入村莊,沿著申軍良尋找梅姨的路線,試圖重遇他過去兩年的希冀與困苦。村子里的人多是同姓,彼此沾些親故。問小賣部店主老伯之前,我拿著尋人啟事詢問了十余位村民,和曾經的申軍良一樣,我期待著他們能說些什么,但收到的是:“沒見過”、“不清楚”和“不知道”。“梅姨,”我說,“人販子,兩年前被拐孩子的家長來村里找過她。”老伯目不轉睛盯著電視里播放的諜戰劇,一邊聳肩,一邊沖我這個方向擺手,客家話夾雜著普通話,說沒見過畫像上的人。“我們叫她潘嫲。”不知何時進門坐下的女人嘟囔了一句。

       “潘嫲”、“潘嫂”、“阿潘”,近15年前,紫金縣黃砂村村民曾這樣稱呼一個女人。她矮矮胖胖,一口外地客家話,跟著鰥夫彭家慶同居,在村里待了兩年。期間,她頻繁地離開和歸來,沒跟別人說過自己的營生,更不聊自己的娘家和婚戀史,讓人覺得神秘又蹊蹺。

       “潘冬梅(音)。”一個來小賣部買零食的女孩念了一個名字。我望過去,女孩立馬跑出了小店。女人像是被點醒,冒出句“我也不知道”,也匆匆離開。2019年11月22日的午后,接近30攝氏度的氣溫把村道上的雞糞烘干。用紅布把孩子裹在背后的婦女自然地繞開。頭發泛白的老嫗大大咧咧地踩上去,把竹凳拖到門前曬太陽。

       我繼續在村里尋訪。許多人用戒備或抗拒的眼神打量著我,甚至有人遠遠看見我就回家關門。兩年前,申軍良曾面臨和我同樣的境地。公訴機關指控,申軍良11個月大的兒子申聰被搶那天,幾人合伙將妻子于曉莉捆綁后強行抱走了申聰,交給了人販子張維平。張維平以13000元賣出申聰后,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贓款。

       2017年11月2日,人販張維平在法庭上交代,自己拐賣的9名男孩均由一位叫“梅姨”的中間人賣到紫金縣。一次交易結束,梅姨曾帶他去見了縣里水墩鎮黃砂村的一個男人。據他觀察,兩人是男女朋友關系。那年11月底,申軍良拿著廣州警方根據張維平描述所繪制的畫像,和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長來了黃砂村。

       見人就發,見房就貼。一行四五人,順著村里南北方向的主道走到頭。有的村民緊緊抿嘴,搖頭,不說話。有的直接用普通話說不知道、沒看到過。遠遠看見他們一行人走過來,有人緊忙關上庭院里用來圍住雞鴨的柵欄,回到屋里。申軍良張貼尋人啟事的膠帶聲一響,吸著煙的老伯立刻用客家話呵斥制止住了他。



       村莊只一條主干道,從上邊延出小道到各家門口。因為圈養雞鴨鵝,幾乎每家門前都會用欄桿圍出一塊空地。“水泥路很窄,房子挨得特別緊。村子特別小,人情也很冷漠生疏。我聽不懂他們講的什么。人家也什么都不問,當我們是透明人。”申軍良感覺自己很弱勢,打聽個人怎么這么難?

       申軍良記得,一天下午他和其他家長正在村里打聽。一個老伯給他打電話,用客家話和普通話拼湊出:“你是不是找小孩?”申軍良既著急又慌張,費勁地問對方的位置。天冷,老伯穿著外褂,站在路口等。見到申軍良一行人,他從口袋搜出一張疊成方塊大小的尋人啟事。

       “你們是不是找這個女人?”他問。“對。”申軍良屏住呼吸。老伯用手指點點“懸賞10萬”四個字。“是錢嗎?”申軍良話音剛落,老伯就猛點頭。“五萬,找到梅姨。十萬,找到孩子。”申軍良說。老伯告訴申軍良,畫像上的人是彭家慶“老婆”。申軍良聽得迷迷糊糊,怎么也聽不明白“彭家慶”到底是哪幾個字,只好拿紙讓老伯寫。老伯急得抓耳撓腮,寫幾筆卡殼幾秒,歪歪扭扭寫下彭家慶的真名。

       酬金是三百還是五百,申軍良已經不記得了。只記得當時就一個想法——“先買住他”。申軍良讓老伯繼續幫忙打聽,用五個手指頭反復在老伯面前比劃,“找到馬上就有(錢)”。天色將晚,老伯用手指向村莊深處,“他(彭家慶)家就在那邊”。

       紫金縣黃砂村居住著近220戶人家,與另外兩個自然村組成了一個行政村——水墩。緊鄰經濟發達的珠三角,村里的大多數青壯年男性涌去了廣州、深圳等地方打工。發家致富的人在城里購置了房產,留下些年久失修的瓦房和被代耕的田地。靠打工維持生計的人,每月寄錢給家里的老人和小孩,盤算著攢到錢讓老屋貼上瓷磚、裝上防盜窗。

       尋找梅姨的第三天,我又進村了。兩個女人坐在桂花樹下,對著我手里的兩幅畫像,你一言我一語回憶起潘嫲。第一張模擬畫像里清瘦的臉“一點也不像”。更新的畫像里,臉盤更大、鼻頭更圓的那個人讓她們感到熟悉。她們說,要是下巴更短一點,嘴更厚一點,就更像了。

       在她們印象里,潘嫲皮膚黃黑,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,偶爾在彭家慶家菜地里忙活。有次,潘嫲帶了一個小女孩回到村里,別人問起,只說是親戚養不起給她帶的。她們記得,潘嫲一個星期最多有兩天出現在村里,總是坐著摩的來回。每當她們記不起關于潘嫲的事情,就會說“你問她老公嘛”。

       65歲左右的彭家慶無疑是村里最了解潘嫲的人。二十多年前,妻子因車禍去世,他靠做泥水工把四個兒女帶大。約十五年前,在別人的介紹下,他與這個自稱“潘冬梅”(音)的女人交往。斷斷續續同居兩三年后,“潘冬梅”不告而別,再也沒有回來。

       2017年11月,申軍良拿著尋人啟事找到彭家慶家,只見到他的兒媳和如今的老伴。那天彭家慶不在家,家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。申軍良留下幾張尋人啟事走了。再去時,老太太告訴他,彭家慶沒在家,連屋外不銹鋼柵欄的門都沒開。申軍良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就悻悻走開了。有天,一名記者帶著他找到了當地村委和派出所,兩邊各派了一個人幫忙協調。村委工作人員知會彭家慶在家等候,警察開著車,載著申軍良和記者去了黃砂村。村內沒設路燈,晚上8點左右,小山村已陷入漆黑和安靜中。

       村里沒有路燈,到晚上,路上靜悄悄、黑黢黢的,孩子們說因為梅姨的事,這陣子大人都不讓他們晚上出門。車燈照著前路,申軍良腦子里一團亂麻。他覺得彭家慶肯定會包庇曾經的“愛人”,煩心該如何發問才能獲得線索。籍貫、動向、被拐孩子的下落,彭家慶都答不知道。申軍良也不追問,一個問題連著一個問題拋出。問到最后,申軍良難以置信,“你們在一起幾年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嗎?”

       “其實我們家都是受害者。”聽到彭家慶的老伴說的這句話,申軍良生氣了,“他們家是受害者,這不莫名其妙嗎?”隔上十幾天,他就去一趟彭家慶家。見不著彭家慶,他就坐在他家等,沒人理也沒人趕。他從一個小姑娘那里問到彭家慶的電話。可就算打通電話,彭家慶也不跟他說自己什么時候回來。他離開了黃砂,周轉于紫金縣各鄉鎮的學校和鬧市尋找兒子。

       2018年下半年,遲遲沒有兒子信息的他住去了水墩鎮,隔三差五去黃砂村。村里人告訴他,警方發布的第一張畫像與潘嫲不像,彭家慶也這樣說。于是,他請求廣州增城警方邀請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為潘嫲重新畫像。2019年11月,第二張畫像在網上傳播。“張維平拐賣兒童系列案”里兩名被拐兒童被找回,畫像流傳得更廣了。11月19日,廣東警方接受新華社采訪,稱經張維平辨認,第二張畫像與“梅姨”相似度不足50%,且與第一張畫像差異較大。

       2019年11月26日,找尋梅姨的第五日,水墩村一名村委委員告訴我,自2017年以來,他與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去了彭家慶家五六次,或問詢,或讓他辨認照片。彭家慶稱,潘冬梅“走就走,來就來”,從不提前知會他,也沒給他看過身份證。潘冬梅用BB機通話,“滴滴”聲一響起,就去小店打電話,彭家慶也不曾聽到更多信息。

       梅姨畫像風波后,彭家慶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。他稱,潘冬梅臉黑、做飯簡單粗糙、舍不得花錢。潘冬梅一會兒說自己是韶關人,一會兒說自己是新豐人。在潘冬梅以丟不下女兒、在外面還有生意為由拒絕結婚后,彭家慶斷了留住對方的念想,潘冬梅則不告而別。

       在我登門表達采訪意圖后,彭家慶抄起摩托鑰匙,發動引擎準備離家。他兒媳婦下樓,稱“該說的我們已經說了。每天都有陌生人來家里,這樣子我們沒法生活下去了。如果我家有小孩不見了怎么辦?”我走出二十米外,摩托引擎聲停了,回頭一看,彭家慶已回到了屋內。

       “僅養緊想(邊養邊想),再來一個你又曉囊(會怎樣)……再來兩個你又曉囊……天降喜,爽哦。你生一個賀一個,生一個賀一個,旺旺旺全都燒旺(全家幸福)。”一曲《招娣》,由來自廣東河源連平縣的客家樂隊“九連真人”唱出。主唱阿龍稱,父輩還是有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觀念,覺得無論如何,還是得要一個男娃娃。與連平縣相距近160公里,紫金縣也盤踞著重男輕女的觀念。


       在廣東一戶人家門口拍攝的對聯。“祠堂悠久傳萬載,子孫宏發慶千秋”

       “傳宗接代”、“延續香火”是當地人最常對我講起的兩個詞。“不可能生個女兒叫他去結扎的嘛。”一位村委工作人員說。男孩多,家里人便覺得有勢力、講話硬氣,建房動地有人主事,其他村民也不敢打家里菜地或耕田的主意。遇上葬禮,端遺像和靈位的若不是男孩,家里總覺得少了幾分臉面。而女兒一出嫁,就相當于外人,娘家的事基本沒法幫襯了。

       一位40歲的婦女坐在太陽底下,一邊抖著手中的簸箕,一邊從籽粒中挑出摻入的小樹枝。她說十幾年前,媳婦最少要生三四個孩子。要是第一胎生下了男孩,一家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。有的公公婆婆還會發紅包、放鞭炮。那時,不用老一輩勉強,每家媳婦都自覺地想多生男孩。

       連生女孩、夫妻不孕不育、公職人員受政策管制,一位紫金本地人這樣概括買孩子的三類人。他告訴我,由于夫婦沒法生養,2007年,他的朋友通過中間人花了四萬八千元左右從海豐縣買了一個男孩。紫金縣南嶺鎮高新村的鐘浩(化名)也是買來的。養母連生了5個女兒后,養父花了四千左右買了他。

       身份證上,他的出生年月是6月4日。可家里人一直在農歷七月二十二給他過生日。因為和家里最小的姐姐出生日期只相隔半年,他從小就知道自己并非父母親生。“沒什么問的,反正他們也不會跟我說這些東西。”放牛、割水稻、砍柴,農村小孩不干活會挨打,鐘浩勤快,比其他孩子少受了些皮肉之苦。養父雖說沉默寡言,很少表達愛意,但從來沒有虧待過他。

       旱廁、破爛的房屋,艱苦的生存環境讓鐘浩從小就想著長大要賺錢轉運。幾個姐姐打工沒賺到什么錢,家里沒什么存款。養父認為上不上大學沒什么差別,初中畢業后,鐘浩便早早外出打工。2016年,他給家里蓋了新房,成為了最讓養父驕傲的孩子。當車房具備、日子越過越好時,鐘浩開始向家里人打聽自己的來路。

       養父稱,1989年下半年,他跟同樣沒有兒子的鄰居去紫金的一個醫院,對接上一個婦女,看到瘦小的他。因為覺得他骨骼纖細、面色也不好,怕養不活,兩人不想要他,回到了村里。后來,那個女人跑到村里,將六七千元的價格降為四千元左右。想著可能命里注定沒有親生兒子,他決定買個兒子嘗試養活。那年正逢大女兒出嫁,家里人總開玩笑說他拿嫁女兒的聘禮買了個兒子。

       頭一兩年,鐘浩體弱多病,養父弄來不少中醫藥粉,才把孩子身體調養好,逐漸撫養長大。除了鐘浩小時候必須要睜眼睡覺,養父實在想不起來他與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。鐘浩入了打拐DNA數據庫,等待著有朝一日與親生父母的重逢。他還關注著網上尋子的各類消息。去年,他看到人販梅姨在紫金縣活動且講客家話的信息。他想著,哪天梅姨被抓到,他一定要申請見她,問她有沒有拐過自己。

       尋找梅姨的2年,申軍良也收到過不少線索。許多人給他發來“梅姨照片”,可他托對方去打聽,年齡、生活軌跡等信息均匹配不上。最像的一次是在2018年冬天,有人告訴他“梅姨”在紫金縣附近的和平縣幫人算姻緣。他跑去偷拍那個女人,又找人把彭家慶堵在家里,端茶、送水、點煙,把照片給他辨認。他同時聯系了增城警方,讓還沒被執行死刑的張維平也能認認臉。但兩邊都說不是。紫金縣體育館附近,這邊許多青少年都記得申軍良曾去他們學校門口發過尋人啟事。

       申軍良仍沒有放棄。除了黃砂村,他時常去廣州增城區何屋街尋找梅姨——張維平在庭審時交代,每次和梅姨碰面的地點就在這邊。2年來,他以何屋街為主線,往何屋街北二巷、四巷等岔出去的小路挨家挨戶問。居民們多是回答不知道。有的人會反問他報警了嗎,建議他拿名字去戶籍系統查,肯定查得到,或者揣測梅姨要不有保護傘、要不已經死了。

       2019年11月上旬,他再次來到何屋街四巷,站在紅色發銹的鐵門旁邊,照例跟人探聽梅姨,說她“就在這附近住過”。“好像住在雞公山那個地方。” 一個女人操著湖南口音給出新的線索。另一個女人用粵語重復了一遍“雞公山”,還說自己好久沒見這個人了。他感到欣喜,增城警方也告訴他,已經查到梅姨曾在雞公山附近生活過。再有媒體跟他聯系,他都把何屋更正為雞公山附近,希望能有更多線索。


       申軍良11月上旬貼的尋人啟事,已經被人撕去了大半

       11月28日,尋找梅姨的第七天,我來到增城客運站跟他碰面。車站往東走兩三百米,“雞公山南路”的路牌下,三三兩兩圍坐著閑談的人。一位穿紅黑格子外套的女人指著我帶的尋人啟事說,那個人經常去菜場買菜。她一抬手,“過了開滿三角梅的斜坡,走過去就能到菜場。”

       “雞公山南路”路牌附近,申軍良找人打聽梅姨。爬到一半,申軍良停住了。他從紅色塑料袋里摸出尋人啟事,取下套在手腕處的透明膠帶。牙齒一咬,一貼,幾秒鐘之內就尋人啟事就粘在了墻上。“一般人還練不會。”他邊上石梯邊說。


       申軍良貼尋人啟事

       菜場門口,在小店忙活的女人稱前年還曾看過第二張畫像的女人。那人在此處來來往往,還曾在這邊撿廢品。往里頭走,魚腥味、油菜花、豬肉,尋人啟事粘上了各類味道。一名賣糧油的婦人接了一張,告訴我們,有個叫阿梅的女人在雞公山很久,給人介紹婚姻,之前還問過一位賣香婆要不要買小孩。



       申軍良在菜場打聽。我去找賣香婆時,她正在一間堆滿香燭和紙錢的屋子里穿梭。她稱第二張畫像里的女人經常路過她的店面,會講客家話。她與這個人并無深交,去年后就沒再見過。今年八月,有個女人打電話給她,自稱是新豐人,跟經常從她門前路過的女人是親戚。那個女人想賣給她一個已經會坐的男孩,開價八千塊,可以講價。她以自己有三個孫子為由拒絕。

       連續三天,對方給她打電話,請她幫忙介紹買家。賣香婆轉念一想,自家大伯有個獨生子,兒媳生了個女兒就不肯再生。她大伯一聽說此事,稱自己可以出錢,讓她買回來。但她不清楚男孩的來源,害怕陷入拐賣案件,最終還是沒有達成交易。

       回到菜場,一名賣蔬菜的老伯稱,四五年前,有個經常來買土豆和白菜的女人,和第二張畫像有七八成像。一名水果攤販和一位小吃店老板也稱看過第二張照片上的女人。由于許多人說第二張畫像上的女人住在雞公山,申軍良往山上找去。

       從雞公山東路一直往山上走,房屋越來越密集,路也更窄。三四層的小樓多是大門緊閉。一位坐在堂屋里的男性房東稱,十幾年前,山上多是外地租戶,房東一般都不會看租客的身份證,租客多是臨時住戶。到達山頂前,有6個年紀較大的人對著第二張畫像說“有點印象”。一個年輕婦女說11月初還曾看到她。

       她反問申軍良“有畫像還能找不到?人臉識別嘛。”旁邊的男人幫腔,稱找公安調檔案就行,到處貼尋人啟事有什么用。盡管之前已經回答幾個人類似的問題,申軍良再度解釋,畫像不是照片,沒法跟本人一模一樣。他不厭其煩地講完,將尋人啟事遞給對方,“麻煩多留意一下”。



       下山的路上,申軍良一下子走在陽光里,一下子走在陰涼處。每走過一個拐彎,他就貼一張尋人啟事。闖堂風有些急,偶爾把膠帶吹得黏在一起。他徐徐撕開,帶著一種輕松上揚的聲調,仿佛總結工作般,說了句:“這邊(梅姨的)線索比何屋強了很多。”走到雞公山頂,申軍良默默站了一會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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